又现“地铁偷拍乌龙” 防偷拍和防诬陷哪个更防不胜防-当前焦点

夏日穿着清凉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偷拍也开始变得活跃

女性因此进入安全敏感期

甚至有些“惊弓之鸟”

防偷拍从来

都不该只是女性的事

愿意自证清白、配合调查

是男性在以实际行动

守护女性安全感

这两起事件的争议

并不在怀疑被偷拍后维权发声

而是误会解开后的

傲慢与偏见

错了就该认 道歉请真诚

维权无可厚非

但要有理有据有节

别让被偷拍者

因一两起“乌龙”从此噤声

那样只会让真正的偷拍者得逞

聚餐之后乘地铁回家，竟惹来“偷拍”误会，这令他有些伤心。

男子何小可(化名)，是一名90后，四川南充人，目前在成都上班。

他告诉记者，6月11日晚9时左右，他和几名高中同学聚餐后，独自从成都市犀浦站出发，乘地铁回到位于世纪城站的单位宿舍。

何小可回忆当时情形时称，列车前进方向右边一排大都是男的，左边最远处有两名女子，过了一会儿，列车到达成都火车南站，远处那两名女子突然站起来大声叫道：“你是不是在偷拍，我怀疑你在用小型摄像头偷拍。”

这时何小可才注意到，那两名女子相貌姣好，“她们都戴着口罩，其中一名大约30岁，戴着帽子，穿着裙子，另一名20多岁，穿着短裤。”其中一名女子对安全员说：“我刚刚看到他鞋子在闪烁绿光，上面装有摄像头，在偷拍。”

那名穿短裤子的女子叫他赶紧把鞋脱下来，鞋子上肯定有摄像头。众目睽睽下，他用左脚把右脚鞋子慢慢脱下来，露出鞋子、袜子让他们看。

车厢里一名戴眼镜的男乘客凑近看了看，对那两个女子说：“鞋子上面没有可以装摄像头的地方，是不是鞋子上那个金属反光?”

列车行驶到孵化园站后，何小可和那两名女子下到站台，“安全员叫我靠墙站着，还叫我把右脚鞋子脱下来，不允许我用手碰。”

一名保安也来到现场询问情况后，建议报警处理。过了一会儿，一辆地铁徐徐驶来，列车上下来4名民警，简单询问后带到了成都火车南站派出所。

一位民警戴着手套开启执法记录仪，给何小可脱掉右脚鞋子，仔细检查了他的鞋带、鞋舌、鞋垫等处，然后又脱掉他左脚鞋子，重复操作了一遍。该民警站起来说：“我已经检查过了，鞋子没有任何问题。”

民警分析说，当高速行驶的列车快到站时，站台两边广告牌上的光映射在鞋子上，折射出了绿光，让两女子误以为是摄像头，当列车到站停下时，车处于静止状态，绿光消失，两女子又误以为是何小可关掉了摄像头。

何小可告诉记者，经民警调解后，戴帽子的那名女子飞快地朝他说了一句，“帅哥，对不起。”随即转身走出办公室。

“我当时十分诧异，这种道歉语气一点不诚恳。”何小可说，“我不接受道歉，她们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何况那名短裤子女子至今没有给我道歉。”

何小可说，他希望当时在列车上的乘客联系他，给他提供更多证据，准备起诉那两名女子，要求她们公开赔礼道歉。

“忙完回到家时，已是6月12日凌晨5时左右。”何小可说，他不想暴露那两女子的信息，只希望她们以后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要再去冤枉好人，同时希望她俩真诚道歉。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申晓渡

『防偷拍』『防诬陷』

哪一个更防不胜防

近期出现多起“偷拍乌龙”事件，比如四川大学女研究生在地铁上怀疑大叔偷拍、成都一小伙在地铁上被怀疑鞋子上装有摄像头等。

围绕川大女生曝光大叔偷拍一事中举证和自证的合理性及困难、舆论和机构的权力边界、偷拍的泛滥和规避等焦点议题，新周刊记者采访了广东知恒(广州)律师事务所丁雅清、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晓莹。

>>担心性骚扰诬告 意义不大

记者：就国内的数据来看，偷拍和性骚扰类案件的诬告比例大概是多少?

丁雅清：性骚扰等议题在国内其实还比较新，直到2019年才被写进《民法典》，此前都是散在妇女权益保障法和一些部门规章条例里，相关的数据其实还很少。

董晓莹：性骚扰、性侵害的报案率都是非常低的，“诬告率”更谈不上了。我觉得现在谈性骚扰类案件的诬告率其实意义不大，因为连报案的都非常少。

记者：当一位女性在地铁等公共场所怀疑自己被他人偷拍时，可以采取怎样的合法的反应或行动?

丁雅清：其实女生在前半段的处理是没有问题的，她觉得自己被偷拍了，就跟这个男士商量，确认一下他到底拍没拍;发现这个男士没有拍，其实这个事情就结束了。如果对方不配合，就请求第三方的协助。这次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该女生后续的行为。男士当面证实了没有拍她后，她还把人家的视频发到网上，还加入了一些主观色彩的议论。

记者：依法维权的过程会有哪些成本和阻碍?现行法律在这方面是否存在模糊和空缺?

董晓莹：我们国家的现行法律对于性骚扰已经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案由了，对隐私权、名誉权的规定也相对完善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获取证据会比较困难。女性本身能够勇敢地去替自己说话已经是最难的一步了，发声之后的取证也很不容易。比如被偷拍，对方如果手快，现场直接删了的话就很难取到证。

记者：作为被怀疑的对象，是否有“自证清白”的义务?被怀疑者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?

丁雅清：法律上没有自证清白义务。对于怀疑者和被怀疑者双方来说，我都建议让第三方介入。

记者：这位男士被对方要求检查手机相册，这种情况可以算是自愿吗?

董晓莹：一个男性想拒绝一个女性看手机，这是很容易的。女生提出了要求，他也要愿意给她看她才能看，没办法强迫他。

记者：拍照和偷拍的界限是什么，应该由谁界定?

董晓莹：界限在于“偷”字，即是否知情自愿。偷拍可以理解为未经别人允许去拍摄别人，涉及侵犯他人的肖像权、隐私权，如果拿到网上去传播，可能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;如果拍的是黄色视频，还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等等。《民法典》删除“以营利为目的”才构成侵害肖像权这一要素，所以只要未经对方同意传播，就已经违法。

>>大学应以教育为主 被网暴同样可以维权

记者：目前，四川大学回应将依规依纪处理涉事女子。在该类事件中，学校校规有怎样的效力?如何判断学校的处理是否越界?

丁雅清：在校外的行为，除非给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、名誉的损失，否则我不认为学校有必要进行处罚。我挺好奇这件事学校会怎么处置，在没有诉讼的情况下，司法没有判断这件事是否违法，大学是否能够替代法院去判断女生的行为违法，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

该女生如果认为学校的处理不合适，也有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，比如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。至于有没有达到警告或开除的程度，我觉得学校也要谨慎考量。大学以教育为主，或许可以通过谈话之类的方式去进行教育。

记者：在近期一些类似的社会事件中，网络舆论可能会要求涉事个人的学校、单位发声并“处理”当事人，这样的情况是否会导致学校等机构行政权力的泛化?

丁雅清：就这次事件，当事人双方和解，涉事女生公开道歉后，学校是否还需要进行处理，也是有待商榷的。

董晓莹：就这次事件来讲，我觉得学校要客观理智地去对女生进行教育，对舆论进行引导。除了管理、惩罚，学校也有义务保护学生。对网络暴力，学校应该去发声和制止。

当法律在现实层面难以推进，需要舆论发挥作用的时候，就要好好把握平衡。现在的网络暴力问题相当严重，网络环境也需要一定的优化和教育，对此公权力可以进行引导。此外，社会组织层面也可以进行发声。

记者：在涉事女子删除关于男士的视频后，网上仍在以各种方式传播，同时，该女子的信息也遭到了“人肉搜索”。发布、传播相关信息的网民，以及任其发酵的平台方，是否存在违法?

丁雅清：如果男士的相关视频，女生的姓名、肖像、班级、过往经历等个人隐私信息被公开传播，其实是可以进行维权的，比如要求平台删除相关内容、对侵权账号进行封号，或者通过诉讼让平台和侵权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。

其实维权成本现在也在逐渐降低，比如通过互联网法院就可以提起诉讼。

董晓莹：涉事女子之前发布男士的视频是有侵权嫌疑的，但他们和解后女子已经删除了，后续的传播中仍转发该视频和相关截图，甚至把男士的形象用作封面，让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，其实也是有侵权嫌疑的，不过侵权的主体已经变了。这种情况双方可以向平台投诉举报。

>>通过教育让所有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

记者：男性在公共空间玩手机，当手机镜头对着女性时，可能会引发别人的不安，导致误会的产生。那么，如果要避免这种误会的产生，有什么办法吗?

董晓莹：最根本的解决方式通过教育，让所有人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。比如想拍地铁，那你可以不拍人，也可以提前告知，有很多方式可以规避掉误会。

记者：地铁车厢是一个公共空间，玩手机时应该尽量避免被误会偷拍，拥挤的时候尽量让双手放在可见的地方。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?

丁雅清：如果他自己愿意，当然没有问题了，那是他的自由。但我们也要看到客观情况的存在，比如很挤的情况下可能手都抬不起来。如果个人愿意这样做，也有条件这样做，当然值得鼓励，也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风尚。

记者：此外，从代际问题来思考该事件，即在城市里，可能会有农民工和老年人不了解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则，或者对年轻人的观念和社交文化缺乏认识，从而引发误会。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减少这些矛盾和误会?

丁雅清：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年龄的问题。我发现关于公共场合的礼仪其实是没有共识的，加上信息茧房的存在，所以更需要在社会范围内去进行一些讨论。这次的争议事件，我觉得产生争议某种程度也是好事。就算当事人的交流过程中可能有些不愉快，其实也是一次信息的交换。假设这个女生从头到尾就没有发声，或者没有和男士沟通，直接拍了一个照片或视频发到网上说对方偷拍，这个事就说不清楚了，误解也会越来越深，也不会形成后续的讨论。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、任何形式的沟通和交流才是重要的。

董晓莹：公共空间提出了新要求，政府和相关部门有公共教育的责任。如设置女性友好车厢这种举措虽然治标不治本，但是至少传达出了一种信号：女性的安全、女性的感受是应该被尊重的。我认为类似的宣传、教育是必要的，可以提高很多人社会意识，减少偷拍、性骚扰事件，也避免误会的滋生。

记者：从偷拍产业链以及传播上，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哪些环节进行规避?

丁雅清：一方面是像我所说的这些专业偷拍设备，针孔摄像头、偷拍鞋之类的东西，其实可以在生产环节去进行查处，像这种东西就不应该在市场上出现，我相信执法部门是有办法进行相关的处理的。另外，偷拍的照片、视频，最后是会流出的，在流出的过程中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方式去进行干涉，比如封号、处罚发布者等等。其实从技术层面来讲，查偷拍产业跟查电信诈骗有类似之处。

董晓莹：我认为根本的手段还是公众教育，推动妇女保护、性别平等、互相尊重这些观念的进步。社会的关注、媒体的发声，通过对这个议题的探讨增加共识，也能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。再有就是法律保护，公检法层面有专门的对这类案件进行处理的规范意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从教育、社会、媒体、制度、法律等多方面介入，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，让加害者承担自身的责任。据新周刊

编辑：杨蓓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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